过量药物使用是一种极端的自我调节方式，试图通过化学物质逃避暂时摆脱痛苦，进入一种模糊的“次元”，又叫化学极乐。它反映了在极端痛苦面前，对“改变”的扭曲渴望，以及对生命彻底放逐的无奈选择。
过量。这个词的重量在于“过”。对度量衡的叛变，不是简单的“多”，，而是“超过了那条线”。那条线是什么?是安全剂量，是医嘱的红字，是理智
为身体划定的、最后一道脆弱的边境线
OD，尤其是在并非明确求死的语境下，我们谈论的，往往不是对“生”的否决，而是对某种状态的、一种孤注一掷的、近乎暴力的召唤或驱逐。
比起行为的清晰，其期待的结果像是模糊的、弥散的雾。为的不是清晰的“死亡”，而是一种“不要像现在这样”的、压倒性的渴望。是想要停止思
考，停止感受，停止那无休止的、内部背景噪音般的痛苦。是想要“睡过去”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是想要让“现在”这个坚硬、痛苦的现实暂时溶解。药量“过”了那条线，是因为那条“刚好足够”的线，在无边无际的痛苦面前，显得像一个残酷的笑话。需要一个剂量，足以在化学上淹没那痛苦，而不只是暂时遮掩它的轮廓。
于是，OD成了一个存在论的杠杆动作。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支点，用化学物质作为杠杆，企图撬动那个名为“意识现实”的、过于沉重的巨石。你想移动它，哪怕只是一厘米，进入一个不同的、更柔软的次元。在那一刻，药片不是药，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、笨拙的门票。服下的不是化合物，是你对“改变”所能支付的最极端的代价。当语言失效（“说不出道不明的痛苦”），当关系失效(“无人能懂”)，当时间本身成为酷刑(“每一秒都难熬”)，身体便成了最后一块还能被操作的物件，用过量的物质，去试图调校那已然彻底失调的精神。
所以od存在一种孤独理性。在当事人的逻辑里，这可能是唯一“合理”的选项。当痛苦的总量超过了任何言语、拥抱或常规干预所能承载的极限时,
用物质的量去对冲，就成了一种扭曲的、却具有某种可悲的“对称性”的方案。就像一个承受着海浪呼啸、拍击的人，试图吞下整个海洋以平息它。你不能以一句悬蠢的道德指控敷衍了事，这是在人类主体的内部逻辑彻底崩塌后，仅存的、一种关于“平衡”的错觉与自救。
关于“控制”。在感觉一切都已失控(情绪、记忆、未来)时，至少“服下多少”这个动作，是你可以绝对控制的。你夺回了对自身化学状态的、通
过宣誓骇人的主权。展示一种可怖的能动性：我无法控制痛苦如何产生，但我能控制它如何(暂时)终结。在那一刻，过量不是失去控制，而是以毁灭性的方式，重新宣称控制—哪怕控制的最后是对生命的彻底放逐。
在关系的维度上，OD常常用身体书写、无法撤回的、怎么形容呢?像是聊天框里令人失语的但又真实的“!”感叹号(符号是假，但她所传递的情绪是真。)当一切言语都像撞在橡皮上一样弹回，当哭泣和怒吼都被世界正常的噪音吞没，一具因药物而过载、陷入危机的身体，便成了无法被忽视的“符号”是一声用生理崩溃发出的、震耳欲聋的呐喊：“看，我的痛苦是真实的，它已经具有了物质的、可观测的、危及生命的形态。现在你们必须正视它。”这是一种将内在精神灾难“外部化”、物质化”“可视化”的尝试，企图将他人的目光，强行锚定在自己的痛苦上。尽管这种方式，往往将关系拖入更深的创伤与无力。
关于时间性、身体感的变异、与痛苦关系的转变、和对“终结”或“闽限”的幻想。用身体进行的最后一次、也是最直接的交流企图，以及那个临界点前后的微观体验。超越了快乐原则的、与死亡驱力绑定的痛苦性满足都值得深入，但是谁在乎呢。
大家只在乎磕了多少，口中白沫多少。
没人看见那个站在剂量红线边缘的人。
来源知乎
